双一流”名单公布已满一年。这项教育领域的“千亿工程”自酝酿之日起，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项工程目前的推进情况如何？入选的137所高校、465个学科有了哪些“动作”？在2020年动态调整期限到来之前，哪些高校和学科将获得新的准入机会，哪些会黯然退出？

这些问题，始终拨动着高等教育界的心弦……

大学和学科排名成为“双一流”建设成效的“担保者”？

近一年来，所有省级行政区域都出台了“双一流”建设方案，所有 “双一流”大学建设单位和“双一流”学科建设单位也都出台了相应的建设方案。仔细跟踪这些建设方案以及后续的建设举措可以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普遍将世界大学排名和世界学科排名作为了追求的关键指标。“进入四大主流世界大学排名前300名、200名、100名”“入选ESI全球前1%、1‰”“入选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前50名”等提法逐渐成为了备受业界追捧的建设目标。也有实力较弱的院校和学科期望通过国家科技奖来实现“出奇制胜”。

究其原因，当初 “双一流”高校和学科的遴选首次大规模运用国际、国内第三方评价结果作为遴选参考依据，虽然官方并未公开具体标准，但相关“遴选口径”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到了各个层面。因为缺乏其他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数据支撑，大学和学科排名数据正在日渐成为一种 “双一流”建设成效的稀缺证据。很多业内人士都隐约感到，大学和学科排名正在逐渐扮演“双一流”建设成效“担保者”的角色。

尽管其方法粗糙、数据采集缺乏仔细推敲，但它毕竟将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放到了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并且输出了结果，还成为了全球新闻传媒追捧的热点，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为何用有些指标排名会被认为是“学术歧视”？

当评价跟资源相挂钩，评价就具有了“指挥棒”的意义。随着排名“担保者”的形象日渐增强，其“指挥棒”效应便开始显现。

首先，高校人才培养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加剧。由于科研成果和项目成为了大学教师群体的重要关切，“双一流”建设高校教师们往往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放到了获取基金、产出论文上了。部分高校为了在短期内冲击项目和成果指标，正在大幅扩大专职科研人员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规模。经济发达地区的博士后人员的薪酬，已经迅速涨到几十万元年薪不等，这使得欠发达地区吸引优秀青年人才难上加难。

第二，高校对“帽子”人才的青睐更甚。“千人”“青年千人”“杰青”“优青”等“帽子”人才往往在海内外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又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引进他们往往能够在冲击指标上受到“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奇效。其实，他们中的不少人才只是初步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距离成长为成熟的教学、科研人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超常规的引人手段，破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引发了一系列的管理问题。这几年流行的另一类“帽子”人才则是“高被引科学家”。高校新增一名“高被引科学家”，往往能导致大学排名上升几十乃至数百名位次。部分高校的学科建设管理部门，也因此将引进高被引科学家作为一段时期内学科建设的关键任务。

第三，对医学生命科学学科的重复建设。近年来，随着ESI指标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指标，“双一流”建设高校普遍加大了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的建设力度。其背后的原因是：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在ESI学科领域当中占据了小半壁江山，而多数“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工程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医学生命科学领域的空白会严重制约学校在ESI上取得进一步的表现。一些原本没有医科底子的高校都走上了合并医科、新建医科、共建医科的路子。

记得多位欧美院校研究专家曾多次向笔者提及，ESI主要是图书情报领域为科研提供检索和信息服务的工具，其指标意义仅仅局限于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研究热点等，不适合也不应当成为大学绩效评价的指标。归根究底，ESI虽然可以对机构的科学领域进行适度评价，但对人文和艺术领域并不具有评价功能，对社会和工程领域也仅仅具有科学研究部分的指征意义。因此，用它来做大学评价是一种“学术歧视”。

大学排名本质上是一种“大学的外部公关活动”

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在中国“双一流”评价的重要时刻，一些大学排名机构敏锐地嗅到了进一步将大学排名提升为大学评价标准的机会——如果能将商业排名包装成科学评价，并且被公共部门、建设高校以及师生校友所接受，那商业排名就自然成了行业标准。

近年来，所谓“主流大学排名”的提法不绝于耳。于是，大学排名公司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展开了密集公关，力图主动为中国“双一流”建设的成效提供“担保”。他们所提供的各种排名数据也恰好为高校的建设成效提供证据。

但事实上，商业性排名不可能登堂入室成为评价标准。

首先，商业性排名难过科学关。大学评价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真正科学、严谨的大学和学科评价必须要面对高昂的成本，这也是很多公益性、独立性的国际组织难以有效组织这项工作的根本原因。而商业性排名机构则会严格控制成本，用他们可接受的低廉投入，选取相对少量的指标对大学这个巨型复杂机构进行简化评价。尽管这些排名的影响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争议不断，各界对排名的方法也多有批评，但除了个别高校采取拒绝提供数据的行动外，却很少有国际组织、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来有效遏制这些排名的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认为，大学排名本质上是一种大学的外部公关活动，通过数据来展示大学的优点，本质上是一种广告。由于它并没有对全球高等教育秩序造成很大的危害，又迎合了广大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媒体自然会追捧，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也觉得暂时没有必要去干预。

其次，商业性排名也难过独立关。从现有各类商业性大学排名运作的情况来看，基本分为企业办排名，媒体办排名和大学办排名三类。企业办排名需要从大学及其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营业收入，具有最直接和紧密的利益相关关系；媒体办排名需要从大学及其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广泛的关注，关注流量才是其核心利益；大学办排名需要同时扮演“裁判员”和“运动员”两种角色。而真正的行业标准，一般是由具有第三方属性和特征的行业协会发布，其内在逻辑便是：排除利益相关关系对标准的影响。

再次，商业性排名难过可靠关。有学界人士注意到，商业性排名所选用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在收录期刊和学科分类上存在先天的不完备或不匹配，简单处理后便用于大学或学科评价，在很多情况下存在数据偏差。另外，部分商业排名所开展的全球学术声誉调查和全球雇主调查在抽样方面往往未经严格的推敲。在一些排名体系下，高校支付高额认证费或咨询费后，便可推荐学者或雇主加入调查，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故此，有太多外在影响因素左右商业性排名结果，商业性大学排名并不具备为“双一流”绩效评价提供“担保”的资格，甚至在一般性的大学和学科的水平评价上也是有心无力。这也是为什么大学排名机构研发者在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和管理者面前都会坦诚相告：“大学排名并非排给专业人士看的，仅供外行参考。外行出于择校等目的有了解大学的需要，而且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并不一定很准确的信息。”

第三方评价只能为“双一流”建设提供“参考”而非“担保”

“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属于公共投入项目的绩效评价，最终要实现以建设绩效为基础，也要通过必要的动态调整，避免“双一流”进入重点建设“固化”的状态。

从主管部门的立场来说，在对公共投入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的时候需要考量四方面内容：一是公共投入项目管理者在从事管理工作过程中所掌握的专业信息；二是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建设单位作为被投入对象所提供的建设成效证据和建设绩效证据；三是师生校友、重大项目委托者、国际合作者、校企合作者等利益相关者对相关院校或学科的评价。四是第三方独立评价机构所提供的科学证据。

具体而言，“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本质上是一项专业性的政府评价，其评价权属于行政权，但评价过程必须尊重大学具有办学自主权和大学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等基本规律。所以评价过程除了行政机构自身掌握的情况外，还要充分采用建设主体、建设主体的利益相关者，以及第三方独立评价机构的各种支撑性信息。这里的第三方应当符合多元性、开放性、独立性和专业性基本原则。在对“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单位的遴选中，主管部门开展遴选评价其实也充分采集了各种多元、多渠道的专业性信息。

换言之，在未来的动态调整中，当大学综合排名在某个排行榜上进入前300名，学科排名在某个排行榜上进入前1‰或前50名，所在学科有团队获得国家科技奖项一等或二等奖，并不能确保不出局。对高校和学科而言，“双一流”建设是一个以我为主，不断追求新境界，不断挑战新高度的过程，国家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绩效评价和动态调整，但并不存在“一刀切”的遴选和调整标准。

国家兴则大学兴，大学兴则学科兴。世界一流终将归属那些具有一流眼界、一流心胸、一流管理、一流培养和一流产出的高校和学科。（摘编自2018年9月28日 《文汇报》）